不见得刺客就须具备有武力的条件，曹沫成功挟持齐桓公、专诸刺杀吴王僚，多是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刺，而豫让连番失败、荆轲剑术疏浅，显见亦非以武力见强，唯聂政于戟卫森森之下成功刺杀侠累，则真正是具有武艺。最重要的是“勇气”，故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也都非常清楚，即使成功，仍免不了会“杀身成仁”，但是，由于恩义的激使，明知易水风寒，去将难返，还是义无反顾。刺客在这一点上，正十足展现了侠客知恩图报的作风。因此，许多刺客其实就是侠客。战国末年燕国的游侠田光曾说：“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李园命人刺杀春申君，而司马迁明言“侠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更直接表示，“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辈也”，可见侠客与刺客，原来就是同类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载述“刺客”，并不及于汉代，此因汉代侠客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下是备受裁抑，侠客与大规模蓄养侠客的人，都遭遇到政治的清算，因此转往地下发展。其实，自东汉以来，刺客就所在多有，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点明了当时洛阳有“主谐合杀人者”的“会任之家”的刺客组织，但恩义的色彩逐渐淡薄，而多数是以财贿相赂，收人钱财以伤人命。我们可以说，这是刺客堕落的伊始，而逐渐与侠客分道扬镳。
从东汉而下，史籍中有关刺客的事迹不一而见，其中尤以唐代中晚期后最多，当时藩镇之间、朝廷与藩镇之间，一旦发生重大的龃龉，便往往派遣刺客以行刺杀，李师道之刺杀宰相武元衡、田季安遣聂隐娘等刺杀刘昌裔、红线之盗田承嗣金盒，都是很鲜活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