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图人的起源地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班图人发源于东非大湖地区附近；一种观点认为班图人的故乡在刚果河盆地；还有一种则认为班图人的起源地应该是西非的喀麦隆高原，也就是今尼日利亚－喀麦隆交界处。[3]三种观点都主要依据语言学的证据。笔者倾向认同第三种观点。它由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提出，1955 年格林伯格发表《非洲语言分类研究》一书，他把非洲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发现班图语非常接近其他西非语言。例如，他从多种班图语中识别出了 200 个核心单词，在使用这些核心单词时，他发现班图语接近其他西非语言的程度，大于英语接近原始日耳曼语的程度……班图语词汇中有42%在今天仍然存在于西非语言中；对比之下，在原始日耳曼语中的英语词汇则只有 34%。由此他将班图语的发源地牢牢地规定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交界地区。[4]虽然格林伯格的结论依旧受到许多质疑，但各种班图语起源于西非的说法已基本获得公认。我们正在逼近历史的真实，而要搞清班图人具体的起源地，还有待相关的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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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迁徙的原因
关于班图人大迁徙的原因，目前也是看法不一，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人口激增理论：班图人学会了种植玉米、薯蓣、香蕉等热带作物，掌握了冶铁技术，由狩猎和采集经济转向农业经济，从而引起人口激增，于是导致人口迁徙，向外开拓生存空间。考古学家梅里克·波斯南斯基支持这种理论，他依据相关的考古成果提出：从西非迁往中非的班图各族已进入了农业社会，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后 200 年之间，他们将农业技术传播给中非森林地带的居民。[5]二是征服理论：班图各族
使用铁器，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还提高了军事实力，从而使班图人得以迅速征服还在使用木器、石器的土著居民。该理论的代表是 C．C．里格利。第三种是外族入侵理论：北方苏丹各族不断南下，蚕食班图人居住的地方，迫使班图人向外扩散。法国学者罗贝尔·科纳万就指出：“由于在公元前 2500 年到 500 年之间，因沙漠干涸迫移来了大批撒哈拉新石器的人，所以在公元前最末几个世纪时，尼日利亚这个地区发生人口过多的现象。原始班图人的最初核心正是在这个时期向南方进行迁徙。”[6]
上述三个理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如
此漫长、复杂迁徙中，很难想象某一种因素能主导全过程。笔者认为，班图人的迁徙应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的增加、饥荒、寻找更适宜的生活环境、瘟疫、战争以及冒险精神，都可以成为促使班图各族扩散的动力，然而这些因素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至今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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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迁徙的方式
班图人是如何迁徙的？是采取了暴力征服的手段，还是非暴力的农业移民方式？早期研究班图人的学者曾断言，南部非洲的居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迁徙。“使用铁器的农耕者班图人取代了居住在南方次大陆的的食物搜寻者，他们将俾格米人驱赶到森林中最孤立的地带，把桑人排挤到卡拉哈里沙漠中无法耕种的地方。这是一个与日耳曼人入侵西欧相似的事件。”[7]在这里，班图人的迁徙被描述成一次迅速的、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这种理论的诞生实际上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在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时代，部分欧美学者沉迷于用种族主义理论解释历史。在他们看来，既然高大的班图
人可以征服矮小的俾格米人，那么“优等”的欧洲白人完全可以支配“劣等”的非洲黑人。客观地说，当班图人遭遇各地的土著居民时，冲突甚至战争是再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军事征服是班图人迁徙的主要方式。班图人迁徙绵延数千年，最初阶段犹如冰山移动般缓慢，且常常前进三步又后退两步。此外，古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广人稀，多的是无主土地，班图人一般没有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抢占土地的需要。即使与少数土著居民发生冲突，班图人也是将对手同化或者排挤走，并未赶尽杀绝。所以，班图人的迁徙绝对不是突进式的军事征服，而是渐进式的农业移民，并伴随着零星的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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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迁徙的路线
班图人究竟沿何路线迁徙，过去一直众说纷纭。直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后，伴随着一系列相关的考古发现，学术界才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较为科学的回答。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罗兰·奥利弗，他综合各学科成果，将班图人的迁徙史分为四个阶段，从而勾勒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图：第一阶段，班图人从今尼日利亚、喀麦隆地区向南方的森林地区渗透与迁徙。公元前 5000 多年的尼罗河流域农业革命和公元前 2000 多年的撒哈拉南部农业革命引起人口激增，推动原始班图人穿越西非的热带森林；第二阶段，班图人扩张到赤道周围地区，时间截止于公元前 5 世纪；第三阶段，班图人向东进抵今坦桑尼亚、肯尼亚以及非洲大湖地区北部，时间在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10 世纪之间。此时，班图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引种了香蕉和亚洲薯蓣，人口压力和对外征服的能力显著增加；第四阶段，班图人向南、向西北、向东北继续扩张，时间是公元 10 世纪以后，最南端一直抵达今南非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扩张情况可以从口头传说、考古遗址中得到充分证明。[8]至此，班图人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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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迁徙的影响
班图人迁徙绵延千年之久，足迹踏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传播了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组织的产生，对非洲古代史的演变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班图民族迁徙推进了铁器文化的传播。现代考古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是西非，典型代表是今尼日利亚中部高原的诺克文化。该地区正好接近班图人的起源地，而铁器的传播路线也大致与班图人的迁徙路线相吻合。可以推测，铁器是随着班图人的迁徙从西非传向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铁器的出现和传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刺激了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促进了贸易的兴起，为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英国非洲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指出：“铁的冶炼和使用，使非洲人在前人没有耕种过的土地上耕种，在没有人传授他们如何采矿的地方开采矿物；他们发现了有价值的药物；他们善于灌溉梯田和在陡峭的山坡上保持水土；他们建立了新的复杂的社会制度……发展起非洲独有的文明。”[9]
其次，迁徙促进班图人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冲突和战争总是无法避免的。班图人与俾格米、桑人等土著民族之间，班图各部落之间也因争夺可耕地、猎场和牧场发生暴力纠纷。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已经难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此外，迁徙更是班图各部落、班图与土著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班图人的数量迅速增长，突破了氏族部落的承受能力。班图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适应变化中的环境。许多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向国家过度，但在部分地区，班图人建立起国家组织。如刚果河流域的刚果王国、非洲大湖地区的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王国、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姆塔帕帝国等等。这证明撒哈拉以南非洲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就已迈入国家社会。
再者，班图人的迁徙奠定了现今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在数千年的迁中，班图各部落经历了一个不断融合、分化、再融合……的历史循环，产生了众多新部落、新部族。诸如，聚居在今刚果(金)、安哥拉和赞比亚等地的刚果人、卢巴人、库巴人、隆达人、奥文本杜人、通加人；定居于今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南非等地的绍纳人、聪加人、茨瓦纳人和祖鲁人；集中在坦桑尼亚等国的恩戈尼人、尼亚姆齐人。同时，班图人甚至和其他非班图族融合成新的民族。部分东迁的班图人即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融合成斯瓦希里人，广泛分布在从索马里南部至莫桑比克南部的东非海岸。
综上分析，班图民族大迁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伟大奇迹。该族的起源、迁徙的原因、路线、方式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吸引众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投身其中。数千年的迁徙史证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图黑人像欧亚居民一样，不畏艰险、勇于进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非洲绝非一块停滞不前、没有历史的黑暗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代文明也是世界历史宝库中一份别具特色的瑰宝，值得认真研读。
参考文献：
[1] Ann Brower Stahl, ed., African Archae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p.301.
[2] 【英】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5－136 页。
[3] 何芳川，宁骚：《非洲通史• 古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2－154 页。
[4] 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 第二卷——非洲古代文明》，屠尔康等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418－419 页。
[5] M．埃尔• 法西主编：《非洲通史• 第三卷——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屠尔康等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118 页。
[6] 【法】罗贝尔• 科纳万：《刚果（金）历史•上册》，史陵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51 页。
[7] 【美】埃里克• 吉尔伯特，乔纳森• 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 页。
[8] Roland Oliver, “ The Problem of the Bantu Expansion”,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7, No.3 (1966), pp.361－376.
[9] 【英】巴兹尔• 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佶译，北京：三联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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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13年0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